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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章清，历史学博士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、文史研究院教授曾经盛极一时的义和团研究，目下却被近代史学者视为畏途。其他奠定近代历史基调的太平天国、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，同样如此。其中，不乏研究者为此也致力从新的视野探讨义和团研究可能的方向，毕竟此类事件牵涉面广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难以绕开。本文以“多个世界”的回响解析影响义和团的多重因素，意在说明信仰、生活层面及对新事物、新技术的接纳存在“多个世界”，对义和团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尤为突出的是，信仰、生活世界的差异，难以用新旧二元架构区隔，也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可以简单区分的。这表明“多个世界”不只涉及空间、区域层面，还在其他环节有所体现。论者曾以“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”来揭示1900年的历史，指明“太后、将相、疆吏、志士、民众、党人都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，先后成了造时势的人和被时势摆布的人”。关键在于，义和团不仅卷入各方士人，而且上层与下层的结合，疆吏与中枢的异调，更是以往在类似事件中难以发生的。这一切又是由信仰世界、生活世界的差异所造就，并与对新事物、新技术的认知与接受息息相关。义和团以特殊的方式发生，显现的即是“多个世界”产生的共振。对此稍加辨析，或可对义和团提供不一样的观察，也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。义和团所引发的巨大分歧，无论是在当日还是今时，皆主要体现在信仰一环。结合近代中国由各种因素催生的在信仰上存在的“多个世界”，也成为切入这一问题的基础。如论者阐明的，要理解这场冲突，“必须把主导双方成员的宗教假设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”。不过，义和团的发生，“洋教”固然是重要的催生因素，但其走向又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同中有异不无关系，上层与下层之间不乏相通之处，但读书人却另有坚守，排斥“子不语”之“怪力乱神”。梁启超称：“吾国先哲，以尊命为教，故曰乐天知命，曰居易以俟命，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。”梁启超1910年的这篇文章，揭示了古代世界有关“命”“运”的看法如何制约人们的认知。降至晚清，仍没有什么改变，即便是讲究“洋务”的各级官员，仍受制于此。赫德（Robert Hart）1864年8月就注意到总理事务衙门的官员对于“风水”“算命”的不少议论。而晚清读书人中对于占卜、堪舆、相术、测字之类，也不乏热衷者，甚至可以说，这已构成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。西力的冲击，在信仰环节也增加了新的元素，西人天文灾变之说及种种预言，也引起部分读书人的兴趣，并努力寻求与中国的相通之处。但传教士对“教”的捍卫，传递由“上帝”主导的“世运主宰说”，却难以被更多人接受，反倒是唤醒了读书人有关“严夷夏之防”的记忆。1898年《翼教丛编》之刊行，就显示一些读书人深感“翼教”之紧迫。即便是主张接纳“西学”者，也往往力辩“西政”“西学”无关“西教”，强调格致之学、政治之学，与“西教”无关；西学之兴、西学之盛，亦与“西教”无关。梁启超1896年辑成《西学书目表》一书，即秉承“学”“政”“教”三端区分西学，将教类之书剔除在外。梁启超1902年还有这样的观察：“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，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，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。”梁的观察既宣示士人在信仰上的坚守，还暗示信教者并非“上流人士”，只是下层民众。章太炎则区分了“民众”与“政府”各自的考量。就民众一面来看，中国百姓谈不上排斥外教，海外传入的诸教，“人民望此以为导师，欢喜踊跃，如大旱之见长蝀；特一二士人以其背弃儒法，而被以异端之名，非社会之总意然也”。反倒是“政府之排教，则有矣”，只是，“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，而惟集众倡乱之为惧”，“是故政府之排教也，以其合群而生变；人民之排教也，以其藉权而侮民”。但问题并不如此单纯，官民也有共同的“信仰世界”，各类祈雨仪式和祭典活动，不仅成为地方官员的要务，甚至宫中也常常“设坛祈雨”。而下层民众的信仰也有其复杂性，就一般百姓来说，并不清楚各教的区别，也未必排斥他教。影响所及，甚至一个家庭中就包含多个信仰。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就表示，作为理学家的父亲，奉行与“僧道无缘”，然家中之女眷却都是“深信神佛”的，而他本人在小小年纪已成为一个“无神论者”。晚清信仰世界展现的复杂性，既有历史的传承，又有外来因素的影响，还掺杂着官方与民间不同的考量，意味着在信仰上实际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壁垒，当面对共同的“敌人”时，很容易走向“合流”。对“洋教”的排斥，就促成一些身居高位者与下层民众在信仰上的趋同，对义和团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。不过，身居高位的有笃信义和团法力者，也不乏对此另有看法的：直指义和团为“旁门左道”、并力主惩办“袒护拳匪之大臣”而反遭诛杀的袁昶、许景澄即为代表；时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及后来授命与各国议和的李鸿章等重臣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。读书人在信仰上的坚守，尤其是对西器、西学有所了解后，更不免对义和团“另眼相看”。此一时期报章上对义和团的议论，对于士大夫和官员“称许”义和团就颇不为然，认为“义和团匪既为士大夫所称许，则愚民信之益坚，而其说愈不能破”，“政府之中亦信团匪之妖言，以之抵敌西人，则益足以启各国轻视之心，增中国失地之耻”。鲁迅后来也有这样的看法：“戊戌政变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，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，顿有掊击之意矣。”鲁迅指明政府之不足信，关键即在利用“怪力乱神”。此亦昭示出，晚清在信仰层面形成的“多个世界”，导致政府官员、士大夫及下层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同步；而在信仰上打破不同社会阶层的壁垒而发生的合流，也左右着义和团的走向。1893年薛福成观察到：“舟车则变而火轮矣，音信则变而电传矣，枪炮则变而后膛矣，战舰则变而铁甲矣，水雷则变而鱼雷矣，火药则变而无烟矣。”新事物、新技术带来的巨变，晚清人士多有此感叹。认识到中国遭逢前所未有之变局，还只是少数“先时之人物”，对更多人来说，“变”是有限的，奠定历史底色的是“不变”那部分。由此也造成生活世界的不同步，存在“多个世界”，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之外，尤其要重视正在兴起的近代城市与乡村存在的巨大差异。这也影响到义和团的走向。两种文明的沟通，新事物与新技术是最有形的展现，对此的认识可区分为不同层次，一开始更多是通过书刊了解新发明。傅兰雅（John Fryer）1876年创办的《格致汇编》，就介绍了采煤、火车铁路、造船、机械、炼钢炼铁、纺织机械、电报电话、石印技术等新技术，以及玻璃、冰块、啤酒、汽水、纽扣、针、火柴、水泥、电灯等“洋货”的制造。那些走出国门的使节或与外人有所接触的人士，则有机会目睹之，但真正了解并利用这些新技术的，实寥寥无几。徐寿、华蘅芳等所展现的，只能算是少数的例外。这是因为要了解新事物、新技术，需仰赖各种仪器，征诸实验。由于花费不菲，也存在危险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尝试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，晚清对各类新事物、新技术的实际利用，在时间上还存在明显的落差，如按照不同区域及城乡的人群来分，则更为突出。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孙宝瑄，长期生活于中心城市，有更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。即便如此，其日记中留下的相关记录，距离这些技术在中国的介绍与使用，也有三五十年的时间差。发其端者，是1894年他拜访盛宣怀时见到的“照相”，该年又接触到“电报”，1898年1月23日的日记中，孙宝瑄接连写下三首绝句，咏“留音”“映相”“电灯”，次日“又成《自来水》一绝”。孙宝瑄接触的各类新事物，完全可以开列一张“技术清单”，提供了审视各类新事物如何进入中国的重要例证。新事物与新技术的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尤其存在区域上的不平衡，以及城乡间的差异，这都容易理解。重点在于，推进种种新发明新应用，往往意味着在土地上动工，不免在民众甚至官绅中造成恐慌。孙宝瑄即把义和团的兴起和铁路联系在一起：“团民之祸，肇始于京津铁路之开。向以挽舟驭车设旅馆为业者，不知几千万人，一旦汽车行，此辈嗷嗷无以为生，于是群聚而为义和团。”或许应该承认，那时候主要靠力气谋生的下层民众，并不能分享新技术带来的益处，而修铁路、建电杆等会毁坏风水，不只下层民众，官员、读书人也不乏对此确信无疑的。因此，义和团的发生，究其本质，可归于“国家政权建设”未能取得预期成效，未能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。尤为严重的是，一方面，“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结构之上”，另一方面，“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”。实际上，无论是义和团还是清军，与洋人的对抗，一开始也并非全然排斥“技艺”。当掌握的“技艺”无法与洋枪洋炮对抗，原有的“文化网络”又失去效应，才会放大各种“法术”。最终则是不分青红皂白表现出对洋教、洋人的仇视，以至于“凡关涉洋字之物，皆所深忌也”。正所谓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（王夫之语），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，影响更为直接。王韬为此就预言：“天时人事，皆由西北以至东南，故水必以轮舟，陆必以火车，捷必以电线，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。中国一变之道，盖有不得不然者焉。不信吾言，请验诸百年之后。”按照时人的观察，正是看到法术毫无作用，于是有“太常寺卿袁昶力陈义和团之不足恃”，并认为“欲藉邪匪以成事……胡以愚妄至斯”。一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之人，目睹这场冲突，也由衷感受到中外的差距：“看光景而论，洋人经济实出中华之上，非轻动而能济事，此亦人民大变乱之道。”故此，当历史已步入近代，新事物、新技术已逐渐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背景下，同样不可忽视不同人群中生活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。到1949年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仍有这样的判断：“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”。可以说，不同区域、不同人群所存在的差异，以“多个世界”加以描绘，并不为过，这也有裨于认识义和团特殊的展开方式。吕思勉检讨1894年至1923年的“三十年来之出版界”曾言及：“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，必推杂志为最巨。”新型传播媒介的成长，赋予了晚清历史特别的色彩。审视此一时期发生的事件，也有必要重视其是否借助此发布信息、开展动员。义和团的走向，也显示出不同区域、不同阶层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认知与利用，同样存在“多个世界”。铁路被毁，电报中断，对义和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所谓“新型媒介”，印刷书刊之外，还包括影响信息传播的各项物质与技术进步。新式报章成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，电报则成为沟通的主要媒介。但作为事件主体的义和团，却完全不掌握。且不说各种揭帖、传单主要仍以木刻印制，更重要的是，在通过报章呈现的各种信息中，义和团成为“失语者”。一开始，地处天津的《国闻报》成为报道事件的信息之源，刊登的《山东义和团闹教纪实》，就被多家报章转录。到1900年4、5月间，“沪上日报无日不言义和团事”。而且，各报章的立场甚为鲜明，主导了舆论。因为上谕有“不肯剿办团匪”之意，《新闻报》当即发文指出，政府此举，“不啻明酿匪势，以助其成”。随后，《申报》也刊文道出：“夫匪类扰乱，古今一辙。其起事之时，必有所借端，及至人众势盛，则据城抗官，掳掠杀害，不分皂白，玉石俱焚，亦必然之势。”紧接着《申报》还发表《愤言》，称“吾壹不解政府诸王大臣何以昏庸谬妄竟若是之极也”。义和团曾针对《国闻报》发布揭帖加以警告：“《国闻报》上多谬妄，乱语胡言任意登，该报因有日人保，故敢造谤诋我们。兹特示尔《国闻报》，此后下笔要留神，倘敢再有诽谤语，定须毁屋不留情。”但义和团并不掌握新式传播媒介，导致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信息，充斥各种传言，“中国近代历史上，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义和团运动时这样讹言四起”。叶昌炽观察到：“今日之乱，市虎讹言，十有八九。”受到影响的还不仅是不识字者，也包括读书人：“其根源之害，仍在民不识字，惟知鬼神；士不识时，胸无定见。”京津电报线路被毁，更是人为造成信息传播方面的“多个世界”。各地通往京畿的信息，需利用过去的方式，通过六百里加急转。由此带来严重的问题：“外电与廷内主持不能合意，见视不同，大局不能圆通。”在联军入侵北京、两宫逃亡之际，甚至滞留在京的官员也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。恽毓鼎即述及此一时期“吉凶之信瞬息万变”：“或言太后西幸，皇上实留宫中……或云全权大臣李傅相已到京，议款和约凡四条（或云六条八条），洋兵即撤出城。或云两宫均已西幸，留守无人，都城将沦为左衽。或云宗庙被毁，各衙署、王府皆焚……遣人四探，言人人殊，皆不得真消息。”与之适成对照的是，掌控电报局的盛宣怀成为信息汇集之中心，在主导事件的走向上占得先机。盛宣怀在津的手下不断在上报相关信息，他还能掌握天津过沪之外洋电报。盛宣怀档案中保留的一则资料，表明其高度重视汇集多方面的信息。为保障中外各方的联系能够尽可能保持顺畅，盛宣怀也多有努力。在此过程中，盛宣怀往往利用所掌握的信息，借助于各大员发出声音。1900年6月他从黄州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，就表达了对如何处理义和团事件的立场。当获悉谕旨主抚不主剿，盛也加紧与各要员之沟通，言明其不同的看法。到7月，因“津陷，京愈戒严”，盛宣怀又致电刘坤一、张之洞：“应请与东南各督、抚联名将以上各实情，再行披沥冒死奏恳，速定庙谟，即饬李傅相先与各国议和停战，一面速将内匪清剿，庶可保存宗社、疆土。”东南互保的推进中，盛宣怀扮演着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，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掌握信息先机的产物。《东南互保》的订立，最早也是在报章上有所倡导，纷纷主张“自筹保护”“存我中国者，其惟南方乎？”。上海报章不仅通过舆论推动“东南互保”，而且在后续的发展中，还造成一种舆论，在“惩祸首”等问题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。但这背后的运作，实际上是掌握电报的盛宣怀在主导。1900年6月28日盛就致各电报局，明确指示：“保定来廿六等日明旨二道，奉督抚电谕暂勿宣泄，致碍东南大局，望严饬司领秘密为要。”还特别指出：“此电发后，原稿掷还。李中堂电报如旱线不通，即由水线递去。”当日还致电鹿传霖：“廿六保电更窒碍。遵已遍饬各局勿泄露，请速电直藩须用孙道台密电传至敝处转发。”过了两日，为保障电报之安全、保密，盛宣怀又告诫张毓树：“顷南洋电谕各局，廿六、廿九两次上谕，及荣中堂复沿江各督、抚电，切勿泄漏，以后如有明码电报，凡有关此项军务者，一面用密码转盛督办，勿宣泄至要。”在东南互保已协商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盛宣怀又致电袁世凯，表示：“揣摩诏旨两歧，大家觑破。疆臣把握全局，转圜均在此，但必须请得一密旨，方有率从……此电颇有关系，乞照录三份，飞速递京，分送庆王爷、荣中堂、王中堂拆。”义和团最终的结局，自然不能简单归于信息掌握上的阙失。但特殊时期形成的在信息沟通上的“多个世界”，深刻影响到事件的走向，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“今日神州之世局，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。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”———1932年陈寅恪针对俞樾庚子辛丑间的诗作有这样的解读，肯定俞樾之作，“值其气机触会，探演微隐以示来者”。本文基于近代中国的“多个世界”对义和团的走向稍加辨析，只是试图结合信仰世界、生活世界存在的差异，寻求对该事件新的认识。之所以强调义和团成为“多个世界”的回响，主要是解释此类运动通常秉承的按照“社会阶层”进行分析的框架，远不能说明其复杂性，反倒是信仰世界、生活世界存在的差异，更加值得重视。它们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壁垒，并导致上层与下层的结合，疆吏与中枢的异调，而且，勉强可归于同一阶层的官或绅，也在分化，在认知上与行动上都展现出有同有异。相应地，秉持“多个世界”的回响揭示义和团的走向，或可确立更多的维度理解这段历史。不过，结合近代中国形成的“多个世界”以揭示义和团的走向，并非单纯寻求对义和团新的解释，或者说更重要的目标不在于此。而是上述因素，本身构成研究近代中国需要把握的问题。职是之故，所应关照的也不仅仅是义和团，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，都有必要结合这些因素或更多的因素加以解释。遭逢所谓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，是晚清士人共同的感受。这既表明“变局”之剧烈，同时又意味着对于变局的感受及其因应之道，千差万别。这是因为晚清信仰世界、生活世界之多姿多彩，缘于新事物、新技术的成长，鲜明体现出个体及社会时间的差别，存在着“不均衡性”，需结合具体的事件，辨析其如何作用于个体及社会，以揭示生活在晚清各方人士由于新事物、新技术的成长，基本的生活形态如何发生重大改变。而“多个世界”的形成，意味着晚清在信仰世界、生活世界实质上呈现的是不同的“历史的时间”，对此略加区分，或有助于提升对于晚清历史的“想象”，甚而讲述不一样的“历史”。
作者章清，历史学博士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、文史研究院教授
原文载《史学月刊》2023年第10期，注释从略。